当前，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但环境问题也日益凸显。如何使今后的发展与环境相协调，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仍然拥有一个美丽中国，应该是１３亿中国人的共同愿望。

　　天道与人事的关系，两千多年来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问题。司马迁《史记》里“天人之际”凡三见，《汉书·司马迁传》说：其撰《史记》“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古人认为“天道”和“人道”息息相关，故有“天人感应”、“天人合一”、“天人之分”诸说。这个问题涉及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发展之间最本质的关系，是历史学要研究的根本问题之一。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由于环境恶化加剧，环境史的研究日益受到关注，治史者多在自己研究的领域从不同角度对我国自然环境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进行探索和阐释，成绩蔚为可观。然而这类研究往往比较具体，其结论只能解释一地、一时环境变化的原因和现象，没有从人地关系等深层次问题进行探索，不能回答几千年来我国人地关系一些规律性问题，由此也难以完全识得历史的真相。

　　笔者在数十年从事历史地理研究的过程中，一直在思考几个问题，现提出就教于读者。

　　其一，以空间而言，我国是一个地域辽阔，自然环境地域差异明显的国家。其间由于自然环境差异而形成的人文差异，十分突出。《汉书·王吉传》称“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户异政，人殊服”。显然各地不同的民情风俗，在一定程度上，特别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是由不同自然环境决定的，如“东南饶鱼盐、秔稻之利，中州、楚地饶渔，西南饶金银矿、宝石、文贝、琥珀、硃砂、水银，南饶犀、象、椒、苏、外国诸币帛，北饶牛、羊、马、驘、羢氊，西南川、贵、黔、粤饶楩枏大木。江南饶薪，取火于木，江北饶煤，取火于土。西北山高陆行，而无舟楫，东南泽广，舟行而鲜车马。海南人食鱼虾，北人厌其腥，塞北人食乳酪，南人恶其羶，河北人食胡葱、蒜、薤，江南人畏其辛辣。而身自不觉，此皆水土积习，不能强同。”不同的自然环境左右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从而又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不同的生产方式和人地关系。因此，仅用一个模式或指标去研究我国历史上人地关系的变化，很难得出比较全面和科学的结论。不妨以今而论，如果用一个模式或指标去考察经过３０多年改革开放的当今中国的人地关系，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为对象，可能得出一种结论；以云南东北、贵州西部、广西西部、宁夏南部、甘肃西部为对象，则可能得出另一种结论。因此，用单一指标或角度研究处于不同自然、人文环境下的当今社会，尚且不能有全面的、一致的结论，更何况对远离我们生活时代的历史上中国的研究，则更难识其全面的真面目。

　　其二，以时间而言，我国自公元前３世纪秦始皇统一六国，直至晚清，两千多年来，一直推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虽然不同朝代有所区别，但没有质的变化；而社会经济基础始终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两宋以后，生产力有所提高，商品经济显著发展，城市的规模有所改变，市民阶层兴起，但整个社会结构没有质的变化。所以直至晚清，还谈不上有近代规模的工业化、城市化。我国人口自公元初的６０００余万，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到北宋时才１亿，到１８世纪乾隆时才２亿，晚清也不过４．５亿。如以９６０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范围而言，算不上十分密集。我国历史上疆域虽有明显扩大，但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聚居于东南季风区，两千多年来没有大的变化，但生存环境的变化则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从秦汉“天府之国”的关中平原，不到千年进入宋代，关中水利之效已大不如前，环境明显差于汉唐。汉唐最富庶的黄河下游平原，北宋后环境恶化，农业明显衰落，两宋之际经济重心南移，到了明清时期京畿之需不得不求诸江南。长江流域在六朝时代人地关系十分协调，可是到两宋以后直至明清，灾害频发，人口压力增大，人地关系紧张。这究竟是什么因素、通过何种途径在起作用？同时，虽然黄河流域的环境在宋以后明显恶化，经济也严重衰落，但元明清三代王朝宁愿每年花费大量的国家财政，从南方攫取粮食和物资，而政治重心始终不离开黄河流域。这对全国人地关系的变化究竟有何影响？

　　其三，我国自从两千多年前即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多元一体”的多民族的统一国家。虽然不少兄弟民族长期以来受汉族的影响，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逐渐向汉族靠拢，但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仍有相当部分兄弟民族保持原来的语言、地域经济、文化心理和生活方式，这与其所生存的自然环境有密切的关系。正由此，也就使我国历史呈现出色彩斑斓的丰富内容。这种差异，在中华民族长期融合、发展过程中，究竟起过哪些积极或消极作用？从人地关系角度视之，可以从中得到何种启示？如果用单一的历史尺度去解释，未免会掩盖历史的真相。而要真正深入研究中国历史上人地关系的内涵、认识中华民族发展的脉络，并希望由此对今天及未来社会的发展有所启迪，则通史式的研究远远不够，应该寻找新的角度和途径。

　　从自然和社会两方面而言，自然环境自身的变化，在人类社会出现以前已经发生。如全球气候变化在人类社会出现前，就已几度寒暖，只是这种变化是以数十万年来计算的，我们五千年文明在人类社会长期的发展过程，只是弹指一瞬间。因此，人类社会在两三千年内发生的显著变化，社会因素起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尤其是近一百多年来全球气候变暖，无疑与工业化的急速发展、二氧化碳大量排放有关。

　　世界各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则又与各国的传统政治体制、经济结构以及人们的价值观念有关。因此，真正研究一国、一地的社会历史，探求其演进的深层次原因，并以古鉴今，则需要多学科从不同角度进行实事求是的探索，才可能得出比较接近真相的结论。

　　因此，今后的生态史研究似应着重下列几方面的探索。

　　第一，区域研究应是研究中国人地关系历史的重要途径。虽然从公元前３世纪秦始皇统一六国以来，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对大一统国家的巩固起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中国自然环境的区域差异很大，在商品经济和商品流通不发达的传统社会里，这种差异上千年都不能消除。司马迁写《货殖列传》时，距战国约两百年左右，但他对汉朝的区域分划基本还是按战国各国的旧域；《汉书·地理志》后序引刘向《域分》、朱赣《风俗》，离战国时间更远，其区域仍因战国之旧划分；甚至明清省区的划分，也可从中看到其痕迹。那么，战国时代的各国疆域，是如何从商周以来，在不同的自然和人文因素条件影响下形成的？为什么在秦统一后的两千多年里，在区域历史发展过程中仍有如此顽强的作用？这与近三千年来我国人地关系的发展究竟有多少关系？

　　我国因自然和人为因素，自战国以来形成的各种区域，在两三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统一政权的范围内，处于不同的地位。秦汉时代关中为政治首区，东汉以降至宋代河洛为政治中心，金元以后北京平原为畿辅之地。汉唐时代黄河下游平原为全国财富提供区，两宋以后长江中下游成为支撑帝国的财源所在，而长江三角洲地区更是明清时代王朝的经济命脉所系。汉唐时代北方和西北为政权的军事防区，宋代以后河北则为军事防区，西南自唐代以来，即为中央政权躲避战乱的后方区。

　　近代以来，东南沿海江浙闽广既为国防前线，又为中央政权经济支撑区。总之，两三千年来，不同地区在帝国发展的不同时期，扮演不同角色、承担不同义务，由此决定了其人地关系也必然表现为不同形式、具有不同内容。因此，只有充分认识到不同地区的差异，在此基础上研究其人地关系的变化，才能真正认识其前因后果，从而也可对今后该地区人地关系的良性发展提供借鉴。

　　第二，人地关系的发展离不开自然和人为两大因素。我们以往研究人地关系，往往着重于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其实生产力的影响仅仅是一个方面，甚至某些时期还不是主要方面。在特定条件下，社会政治体制，经济制度，人们的思想意识、宗教信仰、文化习俗，都曾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我国特定的自然和历史条件下，人为因素中的政治体制因素，在某个时期曾起过决定性的作用。这一点在以往研究人地关系时往往被忽略或有意回避。我国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里，是一个地域辽阔，地理条件复杂，人口众多，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生产方式（包括农耕、手工业、游牧、狩猎、采集等）都具备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实行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这种政治体制实是一把双刃剑。从积极方面而言，这种政治体制可以调动全国之力，进行改变自然的举措。例如，可以组织大规模的灌溉、防洪工作，可以修筑防御外族侵扰的万里长城，可以修建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可以在不同生态地区之间进行协调和融通，可以使从事农耕、游牧、渔猎的民族得到各自所需的产品，而不必通过战争和掠夺。有西方学者曾指出：因为印度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强大的统一政权，“如果印度次大陆有一条运河连结印度河和恒河，那么一个具有同等威力的系统可能改写印度史”。但从消极方面而言，高度中央集权体制可以为统治集团利益任意破坏自然环境，西北秦岭、陇右的森林，西南川云高原的深山巨木，被数代王朝为建筑宫殿、修造私邸、修建皇陵而采伐殆尽。

　　同时，整个社会财富和劳动力任由统治集团肆意消耗，历朝历代贪污、奢靡、浪费的现象史不绝书。由此引起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从考古资料来看，我国黄河和长江流域在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已经有一定规模的农业，也有了余粮的蓄藏。

　　可是几千年来我国农民一直处在极端艰苦劳动的条件之下，虽终日辛劳，仍未得温饱，直至近代，我国还有不少农村人口的吃饭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很多地区的生存环境十分恶劣，农民处于极端贫困的境地，一遇灾害更是逃亡流徙、饿殍遍野。这是因为几千年来，社会生产的财富都被高度集权的政权消耗殆尽，没有用在发展社会生产、改进技术和改善人民的生活上。统治者还不断压榨农民，广大农民为了逃避繁重的赋税和劳役，除了逃亡、流徙，深入山林滥垦滥伐以外，别无出路。于是原来就比较脆弱的生态环境除了日渐恶化以外，不可能有别的后果。这种恶性循环可以说贯穿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

　　第三，我国历史上人地关系的变化，还有两个特点是不容忽视的。一是凡是统一政权建都之处，往往生态环境恶化最为迅速。这是因为首都是全国政治权力最集中的地方，皇族、勋戚、权贵、军营、富商等等大量最有权势的高消费人群集中于此，利用其权力对自然界进行疯狂索取。宫殿、官署、府邸、寺院的建筑取材，饮食、取暖耗材，生活排泄的集中，造成周边生态环境恶化的速度远远超过其他地区。

　　人们往往对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宏伟规模惊叹不已，但很少有人想过，烧制数千个真人大小的陶人需要多少陶窑、柴薪，而这些柴薪只可能来自咸阳附近周边山区。隋唐时期，秦岭北坡已无巨木可供采伐，洛阳经曹魏、北魏、隋代大规模营建，建筑用材多取于邙山、熊耳、太行诸山，到了唐代，长安、洛阳周围已无材木可以采伐。

　　唐德宗就曾说过，“开元、天宝间求美材于近畿犹不可得”。到唐朝后期，京师连柴薪也感到紧张。所以关中平原、洛阳盆地经建都千年，从战国秦汉至唐代，是全国环境恶化最迅速的地区。以后北宋营建开封，要到陇东、晋北去采伐木材。开封周围原无森林，地势平坦，众水交会，原先自然环境较好。自北宋建都以后，河汴淤高，城中人口高度集中，排水排污成了一大问题，以致疫情流播，“病者比屋，丧车交路”。北京平原从金代开始，历元明清亦近千年建都于此，太行山脉东端军都山巨木开发殆尽，有学者在研究了历史上永定河和北京环境变迁之后指出：“金、元、明、清四代，主要为供应北京城市建设对木材的需求和北京城市生活对木柴、木炭的消费，相继大规模在永定河上游流域砍伐林木，使永定河上游流域的森林植被遭到彻底破坏，水土流失加剧，河中泥沙大增，下游泥沙淤积，改道泛滥日趋严重。”

　　二是由于历史上中央政权势力的扩展、人口的迁入和土地利用方式的扩展，造成边地山区人口的增加和垦殖率的提高。同时，由于无视生态环境与技术选择的关系，无视“因地制宜”，推行内地农业的“精耕细作”，造成山林被毁，水土流失，石漠化的加剧。有外国学者指出：“传统中国思想对森林和植树有很明显的偏见。森林被视为是盗匪和叛贼的藏匿场所，为官方权威所不及，而且住着不知礼仪不受教化的人们，过着可怜的生活。在这样的观点下，森林的清除与农业开垦会带来安全与政治和文化的进步。如此的想法为不只在平服少数民族、矿工、流民、盗匪或其他山地住民的叛乱后才推行，甚至平常地方官员已在执行。”这个观点可以在明清两代西南、西北边疆大吏给中央的奏章中得到佐证。同时，边疆兄弟民族原来的平坝良田被新来的移民所据，被迫不断向穷山恶水处避移，原先不适应农耕的人群为了生存转而从事农耕，造成环境进一步恶化，最终导致我国所谓“老少边”成为最穷困的地区。我国区域环境变化的以上两个特点，以往由于种种原因，研究者很少涉及。

　　第四，由于自然环境的影响，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宗教信仰等等的不同，在商品流通不发达、人口流动滞缓的传统社会里，这种区域特色曾长期保留，从而对不同地区的环境变化起过重要的作用。可是近３０年来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人口的大规模流动（这种流动是历史上任何一次大规模人口迁徙所不能比拟的）、产业结构的空前变化，使城乡关系突破两三千年来的传统，各地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发生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对今后我国人地关系的发展究竟是祸是福，我们如何应对，如何趋利避害，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总之，研究我国历史上人地关系变化的真正内因及其规律，必须打破旧的框框，消除顾虑、打破禁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从不同角度进行探索，才可能得出比较全面、客观的结论。只有将客观历史真相搞清楚，才能真正认识历史，才能对今天我国人地关系的发展有较切实的启迪。